清朝最牛进士榜单:重量级人物扎堆,改变晚清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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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动荡、最屈辱,中国人民最悲惨、最痛苦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奋斗、最终找对方向、走上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历史前夜。中国近代史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强国必强军,军强则国强,国强则民安。近代中国的国防和军事到底是如何由强变弱落后挨打的呢?当时的政治、军事人物到底是如何思考和决策的呢?《中国近代战策辑要》丛书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回望历史的窗口。

科举制度经过一千多年的变迁,到了清朝晚期已经有日暮西山的感觉。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科举考试仍然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许多牛人仍然前赴后继地走上这条不归路。

问题:1862年左宗棠、李鸿章为何突然从秘书升为封疆大吏?

《中国近代战策辑要》丛书分《道光卷》《咸丰卷》《同治卷》《光绪卷》四卷,共七册,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丛书第一次公开了清朝上述四个时期的军事奏章、上谕等文献613篇,这些极具军事思想史料价值的文献大多是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近3000万字原始档案中遴选出来的。编选者逐篇点评,阐发其奥旨,让人们对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及产生的影响有了进一步了解,真实、全面、立体地呈现出我国近代军事思想演进的历程。纵览丛书,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我们的先人为救亡图存所做过的那些悲怆的抗争和留下的惨痛教训,读来恍若昨日,令人不胜唏嘘。

1847年丁未科进士榜单上,就出现了许多耳熟能详的重量级人物名字。比如:李鸿章、张之万、沈桂芬、郭嵩焘、沈葆桢、马新贻……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晚清政局,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回答:

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开始,
西方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的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上千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造成了举世罕见的深重苦难。道光当朝的历史不过30年,却是此后百年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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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即同治元年。这个时间点之前李鸿章和左宗棠都在做什么?先来梳理一下。

《道光卷》收录了1835至1850年间钦差大臣林则徐、两江总督裕谦、两广总督琦善、钦差大臣伊里布、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靖逆将军奕山等封疆大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向朝廷所做的军情奏报,以及军机处所发上谕廷寄等60篇。比如,林则徐为禁烟多次上奏:“迨流毒于天下,则危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但武备废弛的清朝军队,督抚不理兵政,武将不事营务,官兵不事操练,甚至闹出道光帝检阅军队时,“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笑话。

这一科进士榜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状元。状元由直隶南皮人张之万获得。

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即1847年丁未科进士。这一届进士榜号称龙榜,出了好几个大名鼎鼎左右时局的人物。

昏聩的时代也不乏清醒之人,也有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1840年5月,英军在广东进犯受阻,转攻浙江定海,两江总督裕谦上奏道光要求死守定海。他提出,“应趁英军大号兵船正在广东与官兵相持,其在定海防守薄弱之际”,率乡民埋伏沿岸配合官兵,采取出其不意聚而歼之的战术收复定海。他还上书弹劾投降派代表人物琦善,指斥其有“张惶欺饰,弛备损威,违制擅权,将就苟且,失体招衅”五大罪状,揭露其“惟务夸张外夷,以挟制中国”的卖国行径,虚构军情,制造“我兵寡不敌众”的谎言。1841年2月,裕谦亲临定海前线督部血战,因实力差距太大,被迫退守镇海,最终以身殉国。

张之万一生官运亨通,历任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河南巡抚、漕运总督、江苏巡抚、闽浙总督、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土、体仁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4朝而不倒,寿命也很长,足足活了86岁。

状元张之万,同治二年探花张之洞的族兄。

《咸丰卷》收录了1851至1861年间湖北巡抚胡林翼、兵部侍郎曾国藩、直隶总督谭廷襄、恭亲王奕訢、钦差大学士桂良、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等封疆大吏向朝廷所做的军情奏报,以及军机处所发上谕廷寄共计80篇。咸丰当政11年,在位期间倾尽全力组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到死也未能逆转。其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先是借“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法国借“马神甫事件”与之沆瀣一气攻击天津大沽口,沙俄也趁火打劫。六神无主的咸丰率百官、后妃逃往热河,英法联军侵入京师,圆明园惨遭焚掠,这是中华民族千古未蒙之奇辱。咸丰年间,曾国藩上书称:“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他建议把清朝的世兵制改为募兵制。在组建湘军时,曾国藩要求“将必亲选,兵必自招”,层层节制,杜绝了“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情况,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

对了,张之万有一个更有名的堂弟,叫张之洞。

沈葆桢,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后接替左宗棠出任船政大臣。

咸丰之后,清朝的皇位和皇权自此分离,进入了晚清长达47年的太后主政时期。1861年,慈禧太后策动“辛酉政变”实现两宫垂帘听政。同治19岁去世,短暂的一生虽然鲜有作为,但因国内处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两次动荡之间,国际处于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政局难得平静,为实施新政提供了可能,于是有了“同治中兴”。《同治卷》收录了1862至1874年间太子少保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丁日昌等封疆大吏向朝廷所作军情奏报,以及军机处所发上谕廷寄40篇。清廷在重臣们的建议下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了同文馆,建厂开矿,修筑铁路……西方技术资金和人才得以引进,新式海陆军得以编练,大批近代军工企业、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校得以创办,开始派留学生海外深造,外交上则谋求与外国合作。这些“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令西人惊叹道,“中国的大小官员都行动起来了”。但实际情况是,清廷死守大国之虚荣,李鸿章曾声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策略只能是抱残守缺的权宜之计,根本不能强国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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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曾国藩的亲家,曾任广东巡抚,第一位外交公使。

到了光绪时期,34年的历史可谓是西方列强侵华的血泪史。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英军入侵西藏等等,大难接踵而至。“庚子之变”后,从西安逃亡回銮的慈禧太后曾以光绪帝名义放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彻底泯灭对外抗敌御侮之心,使清廷沦为列强在华权益的执行人,最终土崩瓦解。《光绪卷》共分4册,收录1875至1907年间曾国藩、李鸿章、奕訢、左宗棠、张之洞、刘铭传、丁宝桢、康有为、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向朝廷所作军情奏报,以及军机处所发上谕廷寄453篇。在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名将也曾发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呼声。左宗棠就主张“兵之能战不能战,视乎练之精否”,反对操练走过场,上书“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精,与不练同”“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非调之随征,俾令历练有素,则虽技艺可观,终不足恃,盖打仗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之故也”。对于武器装备,在感叹西人“水陆器具精利”的同时也辩证地认识到,“战事还凭人力,亦不专在枪炮也”。

二甲第8名进士叫沈桂芬。沈桂芬是顺天宛平人,与张之万一样,他的政治寿命也很长,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

马新贻,清末四大奇案之刺马案的绝对主角。还有军机大臣沈桂芬。

1895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水师将领曾上书皇上反思道:“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北洋水师“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演习变成了“演戏”。而被称作“操演”的军事训练其实只不过是阵形站姿,这样的部队固然在巡查时是“虎豹之姿”,但实际上毫无战斗力。对清军的这些“和平积弊”,当时也有日本人轻蔑且不无偏见地说:“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晚清军事变革,一会儿学英国,一会儿学德国,一会儿又学日本,终未能完成现代化学业,根本便在于“积弊”不改。

我们知道,清朝入关以来,对汉人一直很警惕,不允许汉人掌握实权。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朝迫于形势,不得不任命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担任封疆大吏,为自己卖命。但饶是如此,清朝依然牢牢控制着权力中枢,尽量不让汉人控制军机处。

道光三十年

历史是一面镜子。安全与发展永远是一个国家的最基本需求,是治国的永恒主题。富国是强军的基础,强军是富国的保障,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历史告诉我们,“能战方能止战”,这是战争与和平永恒的辩证法,也是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战策辑要》的现实价值和启示。

直到沈桂芬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点。沈桂芬于1866年担任军机大臣。1876年,文祥死后,沈桂芬替而代之,俨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因此,沈桂芬被称为第一位掌握中央实权的汉人,“同光中兴”的第一代宰相。

李鸿章从翰林苑散馆,授翰林苑编修,过着波澜不惊的清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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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二年

在沈桂芬之后,三甲第36名进士是李鸿章。李鸿章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他的事迹大家更是了如指掌,这里不再赘述。

洪秀全金田起义,冲出广西,进犯两湖,其摧枯拉朽的势头让清廷手足无措。本着效仿嘉庆年间平息川楚白莲教的成法,咸丰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保境安民。

在李鸿章之后,二甲第39名进士是沈葆桢。沈葆桢是福建侯官人,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

咸丰三年

沈葆桢也是一名奇人。当年,曾国藩非常欣赏沈葆桢的能力和才华,推荐他担任江西巡抚。可是,沈葆桢担任江西巡抚后,拒绝为湘军提供军饷,把曾国藩气得够呛。后来,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后,赴任陕甘总督,奏报朝廷,由沈葆桢接任福建船政大臣一职。没想到,沈葆桢后来与左宗棠的死敌李鸿章打成一片,分外亲热,让左宗棠也狠得牙痒痒的。

李鸿章看到了举人出身,书生带兵的江忠源短短三年即从七品知县窜升至三品按察使,不日即将跻身封疆大吏之列。感觉机会来了,便怂恿安徽籍京官吕贤基上奏回乡办团练,并为其捉刀。咸丰准其奏,任命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回安徽以资防剿。吕贤基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李鸿章因此随吕贤基回老家安徽开始帮办团练。其时李鸿章官阶很低,只是七品。但是可以看出,李鸿章从不愿意庸庸碌碌地混日子,他从天下大乱中看到了机会,并且试图抓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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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办团练的几年,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因为规模太小,始终成不了什么气候。

在沈葆桢只好,二甲第60名进士是郭嵩焘。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与左宗棠是同乡。

咸丰五年(1855年,李鸿章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1859年,左宗棠受“樊燮京控案”影响,危在旦夕。郭嵩焘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利用自己入值南书房的身份,极力营救左宗棠,并发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最终使得左宗棠平安度过一劫。

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随同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后叙功赏加按察使衔。

郭嵩焘自己也很了得。1876年,郭嵩焘奉命率领一支外交使团,到英国访问,并履行中国首任驻英公使的职责。郭嵩焘克服语言和习惯的不便,圆满完成了任务,却饱受国内保守派的攻击,不得不黯然回国。

咸丰七年(1857年),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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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其时,李翰章在曾国藩幕府担任粮秣后勤官员。

在郭嵩焘之后,是三甲第6名进士马新贻。马新贻是山东菏泽人。他的名字,与一件离奇的案件有关。

咸丰九年(1859年),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

马新贻历任安徽建平知县、合肥知县、安徽按察使、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1868年,马新贻继曾国藩之后任职两江总督。可是,短短两年后,马新贻就被一个叫张汶祥的人离奇刺杀,年仅49岁。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湘军大本营的机构编制。

慈禧太后听到马新贻被刺的消息后,大吃一惊,召见曾国藩说:“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幕府被号称神州第一幕府,能进曾幕,在当时有胜过中进士点翰林之说,其中才俊之多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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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曾的幕府是一个战时大本营,主要分为下面军政和后勤两大类。

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

军政分为几个机构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文案所,思想文化机构,情报机构,司法机构,善后机构。

【参考资料:《清史稿》《清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进士列表》等】

文案所就是秘书处,参谋部一样的机构。这个是最重要的机构,是整个幕府乃至整个湘军系统的神经中枢。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里汇总,所有的决策都从这里发出。所以这个机构的幕僚职位最尊,待遇最厚,和曾关系也最近。李鸿章就这个机构中的佼佼者,当然,这和他是曾的得意门生,曾也刻意栽培他不无关系。所以,李鸿章开始襄办团练,后带兵作战,再入曾幕参与谋划,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全局战略眼光,为以后统帅淮军援沪出任苏抚奠定了基础。

咸丰十年,李秀成,陈玉成声东击西,破江南大营,如火如荼的声势让很多官吏豪绅地主纷纷逃往上海避难。为了保住形如孤岛的上海,避免灭顶之灾,上海官绅派人前往安庆求援,以期望曾国藩派兵援沪。

上海,是当时中国第一富庶之地,厘金丰厚,每个月可达六十万两,李秀成率军进攻上海,也是看中了这块银子如流水一样的膏腴之地。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当然不会眼睁睁看着这块肥肉落入太平军之手,于是,上海的保卫战的帷幕渐渐拉开。

于公于私两个方面来看,当时援救上海最合适的人当属曾国荃,兵力之多,粮饷之足,装备之精,在湘军集团无出其右。但是曾国荃志在屯兵金陵城下,饮马秦淮河边,谋取克复金陵,夺得平乱首功,他没有长远战略眼光,看不到进军上海的战略意义,正是由于他的短视,所以在后来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无论政治地位,影响都远逊色于李鸿章。

由于曾国荃的短视和固执,曾国藩把幕府人员掂量一遍,只有李鸿章最为合适,年家子,受业生,才大心细,劲气内敛。遂命李鸿章按照湘军营制组建淮军,准备救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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