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大战略”就是掠夺整个世界经济

永利集团 1

永利集团,12月7日,据国外媒体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从经济规模来看,中国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济体,并开始承担全球责任时,遭到了来自美国为首的“旧俱乐部”的斜眼旁观,但是既然中美经济利益已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美国应当正视这一事实,放弃以遏制为中心的对华外交政策,一道合作创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斯蒂格利茨(1943年-)曾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师,他是新兴凯因斯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26岁即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并于2001年因在信息经济学的上重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以下为《中国的世纪》全文翻译。
  当人们书写2014年的历史时,一个很少被人关注但很重要的事实是:2014年是美国能够宣称自己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中国以第一的姿势进入了2015年,看起来还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不是永远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回到了那个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的位置。
  比较不同经济体的GDP是困难的。技术委员会尽可能做出好的判断,试图估计所谓的“购买力平价”,这使得比较不同国家的收入成为可能。这些数字尽管不大可能精准,但它们提供了不同经济体的相对规模,这是一个好的基础。在2014年初,执行这一国际评估的“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World
Bank’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给出了新的数字。(任务的复杂性在于20年间只有三分报告。)最新的评估发布于上个春天,与以往的评估相比,这份评估在某些方面更富有争议性,也更重要。新的数字显示,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且速度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在2014年年底之前就步入了轨道。
  争议的根源会使很多美国人惊讶,这一根源显示了中国和美国的不同,把我们的某些态度投射在中国人身上是有危险的。美国人非常想当第一,我们享受这一地位。相反,中国就没那么热切。根据一些报道,中国参与者甚至威胁要离开技术讨论。中国不想当出头鸟,因为当第一随之而来会有损失。这意味着要花更多钱去支持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要在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上担任更多的领导角色,这会是很大的压力。还会促使普通的中国人想知道是否更多的国家财富花在了民生上面。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担忧是:从心理上,它完全理解美国对当第一的先入之见,并深深地担忧美国失去这一地位后的行为。
  当然在很多方面——比如出口和居民储蓄——中国早就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占到GDP的近50%,中国人担心储蓄的部分过多了,就像美国人担心太少了。在其他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间就赶上了美国。在专利授予方面,中国还落后于美国,但差距也正在缩小。
  美国有竞争力的领域都是我们不想注意到的那些领域。两国有相当的不平等程度。(我们的不平等程度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中国死刑的人数上超过了美国,但是在囚犯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美国遥遥领先(每10万人中就有700人在监狱)。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这是从总量来计算的,摊到每个人头上,我们依然是世界领先。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花在军事武装上的钱,比后面的前十名国家加起来都多(尽管我们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不总是那么明智)。但是美国力量的根基更多是“软实力”(其中大部分是经济影响力),而不是军事力量。这是我们应当铭记的关键一点。
  全球经济实力的结构性转变从前显然也发生过,因此我们的结果也略知一二。就在两百年前,拿破仑战争之后,大不列颠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覆盖四分之一个地球;它的货币——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就像黄金一样坚挺可靠。英国还时常会和盟友协同一致,强行施加它自己的贸易规则。例如,英国会排斥进口印度的纺织物,而强迫印度购买英国的织物。大英帝国及其盟友还会强制中国为其鸦片放开市场,特别地,当中国了解了鸦片的毁灭性后果,想要关闭边境口岸时,联军还两次发动战争以确保鸦片的自由贸易。
  英国的主宰地位持续了近一百年,即使19世纪70年代在经济上其实已经被美国超越之后,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其间总会有个时间差(美国和中国之间也会有)。转折性的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在美国的帮助下才赢了德国。一战后,英国自愿放弃了自己的主导地位,美国不情愿地承担起了它潜在的新责任。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尽其所能建立了一个战后世界,以减少引发另一场世界级冲突的可能,然而偏安国内的孤立主义使得美国从未加入国际联盟(1920-1946年,联合国成立前的国际组织)。在经济领域,美国也是我行我素——它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s),结束了全球贸易繁荣的一个时代。大不列颠依然保持着帝国的模样,但英镑渐渐让位给了美元:最后,经济现实起了决定性作用。众多美国公司成了全球化的企业,而美国文化明显占据了优势地位。
  二战是接下来的决定性事件。大不列颠在战争中收到重创,几乎失去了所有殖民地。这一次,美国主动承担起了领导职责。它在创建联合国和设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中都是扮演核心角色,为全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然而过程并不平坦。美国并未创制一种原本可以大大有益于世界经济稳定的全球储备货币,而是优先考虑了短期的自我利益,愚蠢地认为把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就能有利可图。美元的地位是件好坏掺半的事:在别国需要美元放入储备时,它让美国可以以低利率借贷,与此同时,美元可以(高于应有价值的)增值,制造或加剧了贸易逆差,并使经济疲软。
  二战之后的四十五年里,全球政治被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强权主宰,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愿景——如何组织管理经济和社会,以及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相对重要性。最后,苏联体制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内部的腐败,像其他事物一样未经民主程序的检阅。苏联的军事力量曾强大得令人害怕,而它的软实力却越来越成为笑话。于是,世界就这样被单一超级大国主宰,而这个强势国家还在持续不断大举投资军事。也就是说,美国不仅是个军事强国,也是经济强国。
  美国犯了两个关键的错误,一是,它断定自己的胜利代表着所有人的胜利。但对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贫困、以及以及左翼长时间以来所争取的经济权利依旧是首要问题。二是,从柏林墙倒塌到雷曼兄弟破产这段时期内,美国利用其单边统治追求自己狭隘的经济利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跨国公司和大银行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去建立一个新的、更稳定的世界秩序。美国在1994年推进了世贸组织这一贸易制度,此制度是如此的不公平,以至于五年之后建立另一个贸易协定的时候,其前景导致了西雅图的一场骚乱。说到自由与公平贸易,在为其富裕农场主坚持农业补贴的利益时,又显示出美国的伪善和自私。
  美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全面认识到这些短视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本意是要强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地位,但长期来看却适得其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亚危机期间,亚洲多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和萧条,日本启动宫泽计划,慷慨豪掷千亿美金助力亚洲经济发展,而美国财长却尽力削弱宫泽计划带来的影响。当时,美国对亚洲各国采取财政紧缩和高利率的财政政策,未给困境中的各亚洲银行提供任何纾困贷款,这样的财政政策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自身的财政政策完全相反。如今,东亚危机已经过去了15年,但提起东亚危机时候美国的做法,亚洲各政府仍是一片指责之声。
  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体,为什么我们需要担心?在某种层面上,其实并不必担忧。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这种博弈中,中国增长的同时是我们自己的损耗。事实上,中国的增长与我们是互补的。中国快速增长,将会买更多的我们的商品,带来繁荣。只询问那些因为中国而失去制造业工作的工人,就不断宣扬,这其中多少有些夸张。而这一现实跟我们自己的国内经济政策有关,就像在其他国家那样。
  在另一层面上,中国成为最顶尖经济体确实是件大事,我们确需注意其影响。
  首先,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美国真正的优势在于软实力,包括美国向其他国家做出的表率及其经济政治观念的影响。中国崛起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其政治和经济的杰出模式以及独特的软实力形式因此备受关注。同时,中国的崛起也让全世界再次严苛地打量美国模式。美国模式很大程度上都并非由美国人传递给世界的。如果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不如25年前,贫困人口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虽然在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非常显著,但中国的大多数人都能或多或少地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在美国的中产阶级收入不再增长的这个时期,中国帮助五亿人脱贫。如果美国的经济模式无法使大多数的美国人获益,那这样的经济模式也无法获得他国效仿。美国应该将中国的崛起当作警示的信号,以此为契机开始推进自身的改革。
  其次,如果我们在世界经济就是零和博弈这一意识形态下看待中国的崛起并采取行动,益己而损人,这将会进一步伤害我们自己的软实力。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的警醒。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所得看做美国的花费,那我们就将争取遏制政策,采取遏制中国影响的计划。这些行动最终将被证明是无效的,并且会破坏美国在领导者位置上的自信心。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不断地掉入这一陷阱。想想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一个意在连接美国、日美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却排除了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它被很多人看作是以损伤中美关系为代价,来加强美国与某些亚洲国家关系的一条道路。亚洲供应链是大规模且动态的,在不同的制造层级上,货物流转于不同国家之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似乎就是想要把中国从这条供应链上切割出去。
  又如:美国斜眼打量中国在某些领域开始承担全球责任的努力。在现有的国际机构中,中国想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实际上,美国国会说,旧俱乐部的成员不喜欢活跃的新人:他们可以继续坐在后座,但不能有与他们在国际经济中相称的投票权。当其他G20国家赞同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地位应该由贡献而非国籍决定时,美国坚持认为旧有的秩序已经够好了,比如,世界银行应该继续由美国人当头。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我在其中担任主席)的支持下,中国、法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呼吁创建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以完成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所开始的工作,美国则封锁了这种努力。
  最后一个例子:通过新建的多边机构,中国致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援助,在这些机构中,中国将会有一个更大的,也许是占主导地位的角色,而美国试图阻止这种努力。人们广泛地认识到,投资基础设施需求数万亿美元,这已经远远超出世界银行和现有的多边机构的能力。对于世界银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为包容的管理机制,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资本。而在这两方面,美国国会已经说不。同时,中国试图创立亚洲基础建设基金(Asian
Infrastructure
Fund),同亚洲地区其他多个国家一道建设。美国则摆弄武力,因而那些国家不愿参加。
  美国正面临着真正的外交政策挑战,它们非常棘手:好战的伊斯兰分子;巴勒斯坦的冲突,到今天已经70年;气势汹汹的俄罗斯,坚持要求至少对其领居主张权力;核扩散的持续威胁。我们需要中国的合作,以解决——如果不是全部——这些困难。
  当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时,我们要珍视这一时刻,将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心转移出来,远离遏制。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出现一个稳定的、运行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对两方都有好处。鉴于历史的记忆和她本身的尊严,中国无法接受现有的全球体系,因为它的规则是被西方所设定,由西方国家及企业受益,并反映西方的观点。不管我们是否喜欢,都必须合作,而我们应该希望能达成合作。同时,能保持美国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其自身的体系之弊,亦即,经济和政治实践的衰败,坦率地说,它们过于倾向权贵。
  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这是新经济现实的结果。我们不能改变这些经济现实。但是,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方式作出回应,就会有反弹的风险后果是不正常的全球体系或全球秩序,这明显不是我们想要的。  (澎湃新闻记者司昶译。)

最近,伴随五角大楼来势汹汹的军事项目,美国“战略东移”给国人的印象,已经固化为未来中美之间发生“新冷战”甚至一场“热战”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读。美国的确在“战略东移”,但目的不是为了消灭中国,而是为了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掠取更多经济利益。中国不必担心成为美国的军事目标,但需要做好长期被绑架在美国制定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上的准备。
美国的“大战略”就是掠夺整个世界经济
历史上的霸权国家,从古代的巴比伦、波斯、罗马帝国,到19世纪的英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凭借军事力量,辅以行政手段和不平等贸易,直接劫掠其他国家和民族。孙中山1917年所着《中国重要问题》一书曾提到,英国霸权的关键所在,“不是其议会制度,也不是工业革命,而是印度的财富”。英国依靠从印度劫掠的巨额财富,才得以维系着一支庞大的海军,进而才得以经营其他殖民地,开拓海外市场。“印度决定着英国的命运”。19世纪英国的外交政策,先是遏制法国,后是遏制俄国,再后是遏制德国,首要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防止这些列强“分享”印度。
与以往霸权国家必须对主要财富的来源地进行直接统治不同,美国“大战略”的经济基础不是有限的固定区域,而是整个世界经济,它的霸权是建立在现行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体系之上的。由于美元成了国际货币,美国无须通过国际贸易来挣美元,因为它在国内就可以印美元。这使得美国在国外的支出可以远远超出它的收入,因此,美国可以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而不必顾忌外汇的限制。美国可以大量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而没有支付方面的制约。长期以来,美国积累了巨额贸易逆差,但美国并不为此担心,因为这种逆差最终都可以用美元来消除。而由此造成的经济风险和后果,则由世界其他国家来承担。这就是美国“大战略”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
长期积累的巨大军事力量,是美国维护其经济霸权的最有效手段。目前世界各主要地区,从西欧、中东欧、拉美、东亚、南亚、中东,一直到非洲大部分地区,实际都已进入美国的防卫区。世界上接受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要比冷战时期多得多。而德国、日本、韩国、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验都告诉人们,接受美国的保护绝对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美国当前挑动南海周边国家骚扰中国,除了政治考虑之外,也有趁机卖点军火,收取“保护费”的目的。
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为美国霸权提供方便
美元的特权使美国的金融部门拥有了巨大的优势地位,成为世界主要的资金来源,而美国金融市场又受到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控制。这样,美国实际上就控制了全球金融体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经济机构中,美国都自然地成为主导国家。如果一个国家不愿同美国“打交道”,就无法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国,也无法正常地进入国际市场。早在10多年前,美国就通过修改章程的方式,对这些机构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推动“资本完全自由化”,削除了各国对资本项目的控制权力。同年,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一项有关全球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协议,目的是使任何一家金融公司,都能够完全自由地进入其他国家,并享受国民待遇。1998年,经合组织又达成《多边投资协定》,这回是使一国的工业公司能够完全自由地介入另一国的国内经济,购买当地公司,控制当地产品市场。以上这些改革,无疑对美国都是极为有利的。
“9•11”后,美国通过冻结各种恐怖主义组织、“支恐国家”的资金,对国际金融领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这在利比亚问题上很清楚地反映出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利比亚在海外的巨额资产冻结,并提供给反对派用以购置军用物资,从而轻易便将金融力量转化成一种政治力量。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对美国经济霸权的存续时间宜做充分估计和长期准备。
为防止美元崩溃,美国需要借力亚太新兴经济体
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可以帮助美国企业控制重要的技术、资金、战略性原料,可以在海外为美国资本开辟市场,但对美国国民经济而言,却造成另一种损害。正因为美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中的优势地位,使得美国资本大多聚集到金融部门,而不愿投入到运行周期长、生产成本相对高的生产部门,久而久之对美国经济造成实质伤害。美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说明,尽管美国的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但美国的工业产业在国际竞争力方面却日益下滑,很多产业已退出国际市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表明美国经济已经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不稳定。美国的国际收支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逆差,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经济周期又依赖于资产价格泡沫,这一切对美国而言,蕴含着严峻的系统性危险。如果仅仅是贸易逆差,美国可以用美元来摆脱,但严重的外债危机,将导致美国金融市场资金枯竭,利率提高,偿还债务的成本上升,美元势必会贬值。由于整个世界经历了40年之久的美元体系,美元已遍布世界各地,一旦美元危机真的来临,后果难以设想。届时,美国即便仍具有军事优势,也会发现已无用武之地。
所以说,对美国来说,目前军事手段顶多是维持霸权形象的一张广告,相信美国政府很清楚,现在填补经济漏洞才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而目前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了美国“大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因为亚太已经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并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美国经济前途将主要取决于这一地区的新兴市场经济。美国的对外投资、金融资本的运用等,都需要依赖于新兴经济的增长,希望从中源源不断获取利润,用于弥补国内的资本亏空,以图徐徐恢复金融体系,扭转战略上的不利局面。这预示着,至少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美国还需要加强同东亚国家,尤其是同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合作。
因此,美国“重归亚太”,更多的并不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而是从资本主义生存的本身考虑。美国提出TPP,就是为了和中国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摆明了是要多分亚太新兴市场发展的蛋糕。至于五角大楼来势汹汹的军事项目,一定程度上含有美国军人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军事归根到底只是一种手段,经济才是最终目的。2012年1月14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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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每日电讯报》
4月11日文章,原题:中国如何变得极度渴望向世界隐藏其实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标志着中美拉开软实力之战序幕。“看似平凡的亚投行的创立已经对战后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带来最沉重一击”。该结论来自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西方政坛至关重要的领袖人物,其影响力能扩散至全球政治舞台。萨默斯先生还称,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诞生,标志着“美国失去全球经济掌舵者的重要地位”。

  这位前哈佛大学校长还表示:“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就没有一件大型国际事件能与此次中国主导建设亚投行相比,美国竟无法说服以英国为首的数十个传统盟友拒绝加入亚投行。”

  亚投行现有46名创始成员国,被誉为“亚洲的世界银行”,与竞争对手——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或有相似之处。亚投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已承诺至少提供500亿美元的初始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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